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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山石窟的分期2017-10-25 15:40:22

坐落于天龙山腰的天龙山石窟最早可追溯到东魏时期(534年一549年), 往后经北齐、隋唐的开凿才逐步形成了当今的规模。洞窟排列的方式是自东而西, 其中东峰有12窟, 西峰有13窟,东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4窟(编号从上层1窟一4窟),下层有8窟(编号从1窟一8窟), 西峰有13窟(编号从9窟一21窟), 除11窟面朝东和9、20窟面向西外, 其余洞窟均是坐北朝南。石窟平面观测大多为方形, 其中三壁三龛式石窟占到全部石窟的半数以上。天龙山石窟因其高超的雕刻手法、精深的佛教内涵、鲜明而丰富的时代特征与生活气息闻名于世间。其雕刻技法相比较于北魏有了很大的发展, 成为了石窟中国化的典型例子, 尤其是利用圆雕法雕刻而出的佛像, 用三度空间的艺术方式来表现,既让它拥有印度佛像的高雅,柔和。 又让它表现出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韵律。世上所称的,对以后的佛教造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 天龙山样式” , 它的主要特征便是其神态高雅、其姿态优美、其体态丰盈。然而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 大量盗窃案件发散在天龙山石窟,洞窟的大多数佛像被盗, 有的造像之中的精品甚至整身被偷运到外国。这些艺术珍品大部分被转手卖给了西方一些的著名博物馆和私人, 同时部分造像至今杳无音讯。      天龙山石窟的开凿前后总共延续了大约200年, 总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段。随着中国历史由南北朝分裂走向了隋唐大一统, 人们的审美角度也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变化。从而天龙山不同时期的雕塑作品也反映出了石窟寺艺术的历史发展演变和人们审美的变化。
    第一个时期是北魏末至东魏时期(528年一546年),北魏末期就开始开凿石窟的东峰的第2. 3个窟,这是第一期工程。窟形非常特别,为双窟,窟的正面呈现出的是方形,顶呈覆斗形,全窟有三个壁三个龛。窟门为圆拱形,门的侧面雕有一个八角门柱子,柱子的柱顶雕刻了凤鸟,造型非常独特完美。窟面刻有浅型浮雕,呈现出圆拱完式。窟中佛像五官清秀,身材瘦长,穿着褒衣博带式大衣,很是飘逸,衣服的纹路都雕刻的十分的讲究,雕刻为平直阶梯状。造像组合是三个壁,每个壁面上有一座佛像。每个菩萨都上身裸露,着百褶长裙,腹部交叉着披巾,也有的披巾置于腹部穿环。其中第二个窟和第三个窟采用的是天幕式莲花藻井顶,飞天的发髻有两个结,十分精美。每个飞天的上身笔直,下体着紧身裤,裤下飘逸着五彩祥云,烘托之下更显神圣。可惜此处的飞天神像都曾被盗凿,全身都有斑斑痕迹。窟中神像的造型均飘逸精美,独具风格,其中神态的刻画以线条刻画为主,波动的衣纹尽显动感和韵律。
     第二个时期是北齐时期(550年——577年),总共开凿了3个窟,分别是东峰的第一窟、西峰第十窟和第十六窟。这三个窟形状更为奇特,分前后两室,前室中有三间仿制木头构成了独特的走廊,走廊上雕刻了两根八角柱,柱子下面镶嵌着宝装覆莲柱础,上面放置着一个阑额,在阑额的上方列有一斗三升拱,每个斗拱之间程人字形叉手。佛像造型也是三面壁,每面壁上一座佛,此处三座佛分别是1窟倚坐佛, 10窟释迎多宝,16窟三坐佛。其中每个菩萨均脸部丰满,身体健壮。菩萨喜头戴花冠,上身裸露在外,或有双肩低垂下挂,身着短裙,以莲花为坐骑。此处,无论是天王还是力士,均身穿菩萨装。北齐时期的佛像造型彻底改变了北魏、东魏时期以来注重飘逸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人物肌体结构的写实。
     第三个时期是隋开皇四年(584年),这个时期只开凿了一座窟,那就是东峰第八窟。第8窟的中央是一个方形塔柱的制底窟,窟壁和塔柱四面各开龛设像,结构复杂却处理得十分贴切,双钩衣纹简洁平稳,有独到之处。窟形分前后两室,前室中有二期仿制木头构成了独特的前廊,走廊下雕刻了四根圆形立柱,柱子上面镶嵌着替木及撩檐仿,上面放置着一个阑额,在阑额的上方列有人字形叉手。窟的正面呈现出的是方形,顶呈覆斗形,全窟有三个壁三个龛。窟门两侧分别雕刻有金刚力士。窟中佛、菩萨、力士、弟子面相给人以一种浑圆丰满的美感,传承了北齐风格。
    第四个时期是唐朝(673-704年), 总共开凿了19个窟, 分别为东峰的第4到第7窟和在上层使用独立编号的4个窟, 西峰第9、11、12、13、14、15、17、19、20、21窟。除了第9窟是摩崖大盒以外, 其余的共有三种,分别为平面圆形单室、平面圆形前后室、平面方形前后室。前后室窟当中的前室, 一般都是仿木结构, 主室多为三壁三龛, 其次为圆形列像与圆形单室三种, 尖拱形龛。造像组合为三壁龛三佛, 左壁龛一般为成倚坐之态的佛像, 个别的为三坐佛, 单铺以一铺三尊、发髻以旋涡状的边纹加以修饰, 面相给人以一种浑圆丰满的美感, 宽厚的双肩和纤细的腰肢, 里面穿着僧袄, 外面穿着袒右式的偏衫,或者是双领下垂式的裂装, 个别佛像穿着通肩式裂装, 裙摆覆盖在法座之前呈现倒“ 山” 字形, 衣服上有类似于泥条状的凸起。菩萨头部梳着高高的发髻, 颈部装饰花形的项圈, 身材匀称。力士裸露上半身, 下半身穿着短袍。后段出现边弧形尖拱完, 造像的头部与身体比例较和谐, 菩萨披巾自如的侧转身躯, 衣角尾端呈鱼尾状, 身段作“S” 形的扭曲。在第9窟新出现的十一面观音像和文殊、普贤骑狮象的题材。
 
3 天龙山石窟建筑特征
3.1 天龙山石窟建筑特征
天龙山石窟建筑风格奇特,建筑特征显著,笔者将从柱、门、斗拱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说明如下:
  1. 柱:最显著的是石窟柱呈八角形,柱身匀称,上面小下面大,表面光滑,柱底为莲花,柱身高度将近栌斗,相当于下径的5至7倍,比古时的汉崖墓让人感觉更加清爽秀气。
  2. 门:门形似圆券,表面有形态类似火焰的尖拱,拱背装饰着双头龙,意为祥召,龙身站在八角柱上,双脚分离。
  3. 斗拱:相比于汉代斗拱,北齐斗拱推陈出新,柱头为一斗三升,拱心为齐心斗,表面不光滑,多为分瓣状或卷杀。
就天龙山石窟遗留下来的建筑形式而言,在沿袭了汉、晋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北朝建筑风格中已经消失了汉晋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形柱子,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八角柱的广泛使用,这种八角柱的使用使整个建筑变得清秀脱俗,毫无呆板之意。这个时期出现的补间人字形,将整体建筑从结构到艺术上实现了大步的跨越。根据在石窟顶部的彩绘藻井图案,我们可以推知,在那个年代,一般建筑大都采用拱顶形式,使建筑屋顶形式趋于多样化。根据当时天龙山石窟窟顶的平基、藻井可以推断,建筑内部的装饰已经在当时趋于高水平了。建筑装饰中大量使用仰、覆莲、复盆柱础与汉晋时期的方斗式柱础相比,更加高级更具艺术性。在汉晋时期前,人们通常在屋顶脊上装饰凤鸟,而在天龙山石窟的柱头上刻着的凤鸟和龙首可以推知,当时人们的建筑工具已经相当先进,对于建筑艺术的审美意识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隋朝初期,天龙山第八石窟廊柱被开凿出来,廊柱上开始出现仿木圆柱。这一现象表明,当时隋朝已经逐渐淡化八角柱的使用,建筑风格向隋唐建筑过度,这也标志着我国的建筑又更上一层楼了。在当时,全国风靡雕刻和开凿石窟,从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尤其是唐朝时期。雕凿石窟的地区范围已经从华北向四川盆地和新疆扩展,其中雕凿的功德主的身份从帝王将相到草芥平民参差不齐,其形式规模最低的有高度约17米的大象到20-30米高度不等的浮雕壁像。这两种雕凿艺术中还有无数个大小不一的窟室及佛龛。延续到唐朝的石窟门部已经没有了前廊,雕刻和建筑的界限已经越来越不清晰,日渐模糊。由此看出,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形式更加多样,人们更加重视建筑的外观。
总的来说,从天龙山石窟的建筑特点分析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我国的古代石窟建筑与装饰风格经由北朝时期的上茧状、粗犷慢慢向雅致的建筑艺术风格过度,到北魏末期的天龙山石窟,石窟建筑已经完全转至粗犷与细致相结合、雄伟与文雅并存、刚强与柔韧融合的风格。天龙山石窟的建筑艺术是对我国古代以往建筑艺术的继承并融合了古代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对以往传统文化继承以及外来文化的吸收运用过程中,天龙山石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为以后的石窟建筑奠定了基础,为我国古代建筑注入了一股活力带来了新的生机。
我国古代石窟的开凿主要是由当时的统治阶级主导了的,一般而言主要是当时的帝王或是贵族,石窟开凿风齐的形成与当时统治者的大力推行与倡导脱不开关系。天龙山石窟历经北魏至隋唐,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中间一共经历了五个朝代。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晋阳地区一直都是古代政权的中心,一直都承担着古代政权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责任,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古代洛阳与平城之间,是这两地的交通与文化枢纽,为洛阳与平城之间的佛教文化的交流提供中转。天龙山石窟的初次开凿就是受晋阳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影响。早在北齐时期,晋阳就是当时都城平城的陪都,北齐一直流行的“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就是指晋阳,有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晋阳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北齐年间,印度佛法东传,在中原广为流行,北齐的历任皇帝都推崇佛法,佛教文化广为流传并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凿刻石窟的高潮,天龙山石窟一期石窟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中开始凿刻的。
南北朝结束以后,隋朝统一了中原地区,在隋初期,晋王杨广出任并州总管,杨广也是深爱佛法,在他的推崇下,晋阳佛法在经过了周武灭帝法的灾难之后开始复兴。隋朝结束以后,唐朝兴盛,李氏家族统治了中国。唐初期李渊父子在宗教信仰上推行的是遵道抑佛,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唐朝初期佛教发展缓慢,天龙山石窟在此年间并没有进行石窟凿刻工程,这与当时的统治政策、佛教的发展情况是有一定联系的。到了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这两位统治者都奉行佛法,高宗时期,他还曾亲自到寺庙礼佛,武则天时期,除了继续推崇佛法以外,还在晋阳设置了北都,这一举措更加强化了晋阳的政治地位,因此在这一时期,天龙山石窟凿刻进入了又一个高峰期,在该时期,天龙山总共开凿了15个窟。
3.2天龙山石窟与同时期云冈石窟建筑特征比较
就开凿规模和政治背景来看,天龙山石窟和云冈石窟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在那个年代,云冈石窟是北齐的艺术瑰宝,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也只有天龙山石窟了。云岗石窟是北齐的皇室开凿的大型石窟,规模比天龙山石窟大,装饰也要更加华美宏伟,这是为了充分彰显出皇室的富贵气质,相比之下的天龙山石窟则装饰的更加内敛、朴实。山西太原的王家峰北齐墓存有100多平方米的壁画,据说在当时,流行使用大量陪葬品,且墓室中有宽大华丽的甬道,墓壁上更有精致无比的壁画,从王家峰墓的壁画上不难看出,当时工匠已经匠心独运、技术高超了。
云冈石窟的具体开凿时间, 学术界争议较大,一般存在两种说法,一为东魏说,一为北齐说。这两种说法虽然各据其理, 但由于在上下时间跨度上差距不大,所以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即始凿于东魏末年,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齐,有的甚至延长于隋代完工,在唐、宋、明及民国时期均有补刻。而天龙山石窟的始凿年代也史籍缺载,李裕群博士根据洞窟形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点等方面对石窟进行了断代,将天龙山石窟的开凿时期分为四期( 东魏、北齐、隋、唐) 进行研究,其中第二期和第四期为太原地区开窟造像的高潮期。北魏晚期, 晋阳居于都城洛阳和故都平城之间, 是沟通两个佛教中心的枢纽。天龙山石窟的初创, 明显受到平城和洛阳佛教艺术的影响。那时,北齐诸帝都崇信佛法,在其影响下天龙山石窟的开凿便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另一期则到唐代又达鼎盛。笔者将天龙山与云冈北朝开凿的石窟,分别从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和雕刻技法等方面进行探讨与比堪, 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3.2.1洞窟形制比较
云冈石窟洞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种: 中心方柱塔柱窟、三壁三龛佛殿窟、四壁设坛窟;天龙山北朝石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双窟形制、三壁三龛佛殿窟、中心方柱塔庙窟( 隋代石窟延续北齐风格) 。现将两处均出现的三壁三龛佛殿窟和中心方柱塔庙窟作一比较:
( 一) 三壁三龛佛殿窟
云冈石窟中北响堂第三窟、南响堂第3、5、7窟,都是三壁三龛形制。窟分前廊后室,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力士像, 明间上部为印度式縅, 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縅。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垄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焦叶覆盖窟顶,大焦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在廊柱上雕刻有肥大、细致的忍冬纹,处处显示出皇家奢华的色彩。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窟门两侧刻卷草纹和连珠纹。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沿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形式。天龙山第1、10、16 窟也是三壁三龛的形制, 窟内平面方形,覆斗顶,正、左、右壁各开圆拱形龛,地面设有坛基,坛基正中有博山炉,两侧各雕一狮子,洞窟主室前均雕凿了仿木构建筑的前廊。前廊雕两个八角形柱,柱下有覆莲柱础,柱头上施一道大额枋,枋上置一斗三升斗縅和人字形叉手。这种前廊后室的洞窟形制是摹仿寺院大殿建筑而来的,云冈石窟注重窟形细部的雕凿,将每个建筑构件都雕刻了出来,而且纹饰华丽细致,尽显富丽堂皇的气势;天龙山的三个仿木形石窟从表面上看虽不及前者华丽细腻,但是却从前廊结构的细微之处有所区别。如:第1 窟明间两柱距离较近, 柱头上承阑额及人字形叉手,叉手两臂有明显的弧度,尾端微微上翘。补间仅施一朵一斗三升斗縅。从结构上看并不合理,工匠开凿时只从美学的角度去考虑,并未考虑到实际建筑构件起到的承重作用, 而第10、16 窟从建筑学上讲则更为合理,建筑构件都起到了应有的支撑作用。所以第1 窟的开凿应略早于第10、16 窟, 而第10、16 窟从细处观察也是有区别的。第10 窟柱头不施栌斗,而且承接仰莲台,以承阑额,阑额之上置一斗三升斗縅,阑额及斗縅均透雕。散斗之上直接承托撩檐枋,补间为人字縅形叉手,其叠构方式与柱头斗縅不同,即散斗之上先承替木,在承撩檐枋。从其所处的位置看,补间原应有三朵斗縅,布列方式与第16 窟相同,即中间一朵同柱头斗縅,为一斗三升式,两侧为人字拱形叉手。第16 窟柱头上置栌斗,上承阑额一道,阑额上置一斗三升斗拱,斗縅之上承素枋及檐枋各一层。明间补间有三朵斗縅,正中一朵为一斗三升式,形制大小均同柱头斗縅。两侧施人字形叉手,与第10 窟不同的是补间铺作直接承撩檐枋。这些细微的差别反映了洞窟的设计者所考虑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建筑模式,而是各有其变化的。天龙山石窟虽不能像云冈石窟雕刻的那样华丽,但匠师们恰恰从另一方面的变化来展现不同地区建筑的风貌, 更注重与地面木构建筑的结合,是我们研究当时木构建筑珍贵的实物资料。
( 二) 中心方柱塔庙窟
云冈开凿的塔庙窟与天龙山开凿的有所不同,在开凿时间上天龙山塔庙窟的出现要晚于云冈,云冈在东魏、北齐就出现了塔庙窟,天龙山在隋代才出现这种形制。而天龙山第8 窟虽开凿于隋代,但窟门前功德碑所记载的应是石窟开凿的下限,该窟的风格应该是北齐风格的延续。两处窟形、用途有显著区别:据史料记载,云冈早期塔庙窟开凿的目的是为了作东魏大丞相、北齐高祖高欢的陵葬,从窟内现存遗迹和开凿安葬的位置选择上也能流露出这个意图( 代表窟为北洞,又名大佛洞,位于北云冈石窟区北端) 。窟内现存的遗迹如中心柱顶部的洞穴、塔形列龛及仿汉画像石墓的雕刻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洞窟构造上,北洞作为初创者,首先确定了形制发展的基础( 中心方柱三面开龛) ,在这之前的云冈、龙门、巩县等北朝诸窟均有中心方柱塔庙窟,然而中心方柱为四面开龛且方柱直通窟顶,唯到云冈却一改前期作风成为三面开龛, 中心方柱后壁不开龛,后壁上部与窟后壁( 山体) 相连,下部则凿成甬道供礼佛者通行。采用方柱的后壁与山体相连,可以使陵穴向山体方向任意延伸,而达到作为陵葬的目的, 这也是云冈中心方柱三面开龛形式形成的原因。晋阳地区在邺城盛凿石窟风气的影响下,帝王和高僧在并州开凿石窟和雕造大佛像就不是偶然的了。隋代晋阳佛教之盛还有赖于两度出任并州总管的晋王杨广,从隋开皇元年( 581 年) 起,隋炀帝在并州大兴佛寺,开凿大像,还与高僧往来密切。天龙山第8 窟开凿于隋开皇四年,正是炀帝任并州总管期间, 是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等人为晋王祈福开凿的。洞窟形制基本沿袭了北齐的作法,窟前有前廊,共雕四根圆形立柱,柱上有阑额、斗縅和人字形叉手, 使整个外观构成面阔三间的仿木窟廊形式。主室方形,覆斗顶,中心方柱为四面开龛,上部呈倒山字形,类似须弥山。除了中心塔柱之外,窟内左右后三壁各开一大龛, 也是三壁三龛的形制。显然,这一窟是北齐三壁三龛窟和中心方柱窟的重新组合,是在继承前期窟形同时的再创造,细节上是有新的发展和改变的。此窟仅仅用做祈福、礼拜,而没有云冈中心方柱窟作为陵葬的特殊含义。天龙山石窟与云冈石窟有很多可比之处,在洞窟形制上云冈北齐就出现了中心方柱塔庙窟,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而在别都开凿的天龙山石窟到了隋代才出现了这种窟形,这也证明了当时新的石窟形制的出现, 是从都城传播开来,影响其他地区的,到了北齐末、隋初这种窟形才流传到了晋阳。天龙山第八窟的开凿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是北齐各种窟形完美的结合及再创造的结果。
3.2.2.造像风格比较
东魏、北齐时期,政治颇不稳定,战争频连不断,而惨遭不幸的多是社会的中下层阶级。反映到艺术方面则出现了秀骨清像的雕塑或绘画作品。云冈、龙门等地也出现了这种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造像龛窟的出资营造者多为社会的中下层阶级。天龙山东魏造像也呈现出清瘦俊逸的秀骨清像。从佛像消瘦的脸庞,微溜的双肩,显现出单薄而瘦弱的身体。而云冈石窟的造像则表现出北朝民族的强健与豪迈,形体敦厚结实,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由此可见,北朝时期的造像应同时并存两种风格:一种代表的是强健厚实的作风;一种代表的是秀骨清像。前者反映了上层阶级的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 后者则是当时下层阶级清贫寒苦的真实写照。在动荡的年代中,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艺术风格也是多变的。天龙山北齐石窟中的菩萨像大多采用笔直站立的姿态, 而北响堂第九窟中的一尊菩萨像已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 浓艳丰肥”“ 细腰斜躯”的先河。
3.2.3 雕刻技法比较
云冈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多用直平刀法,给人一种纯朴、粗犷而又生硬的感觉。云冈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 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 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明显,使造像服饰趋于圆润、赋予写实。天龙山东魏石窟在造像服饰的处理上已运用了这种技法, 造像服饰厚重感、层次感极强,从而表现出服装的质地。北齐造像的服饰线条流畅,简洁,佛像或菩萨像的手、足都雕刻得极为圆润, 是圆刀法更加纯熟运用的结果。这也证明在北魏末东魏初,这种刀法已经产生,到北齐时工匠们已经可以灵活运用了。当时邺城、晋阳与平城之间仍然往来密切, 邺城和晋阳开凿的石窟都受到了来自云冈石窟的影响。
3.3外来文化对天龙山石窟建筑形制和装饰的影响
石窟艺术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天龙山石窟是外来艺术向中国石窟艺术转变时期的典型作品, 虽然规模不大, 但却包含了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和隋唐四个朝代的作品。
    在东汉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于中国各地。至隋唐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扶持,佛教在中国继续传播,并与儒、道相鼎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可以说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下面将重点阐述在古代印度文化的影响下天龙山石窟建筑形制以及壁画、佛化等建筑装饰呈现出的不同特点。
    第一,建筑形制。最早的汉化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以堂、阁、廊等围绕,成为方形庭院,内供佛像或舍利,为拜佛诵经之所。南北朝时,一些新建的大寺院,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仍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 中国最早凿建的石窟寺在新疆地区,始于东汉,受南亚次大陆风格影响,以云冈石窟和敦煌早期石窟为代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到中原,并向南方发展。中原地区早期石窟的建筑,沿袭南亚次大陆于窟内立塔柱为中心的作法,并明显受到汉化建筑庭院布局影响。但是如果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相比较,你会发现中国的石窟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源头还是在印度。
    第二,建筑装饰。在建筑装置方面讲分别从壁画与佛化两方面着手来阐述印度外来文化对其的影响。首先,壁画。以天龙山石窟的壁画为例,它的壁画是中国艺术家在自己民族绘画基础上,吸取外来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而这个外来的艺术则是除了指佛经内容以外还有印度的绘画技巧。表现在技法上的“凹凸画法”。其次,佛画。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最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于人物画上。就题材而言,佛教的东传改变了中国的人物画内容,佛教人物画大大增加。以北齐曹仲达为例,曹仲达的佛像画得最妙,他画过许多佛陀、菩萨、罗汉像,世俗人物有卢思道、斜律明月、慕容绍宗等,可惜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历代名画记》卷八记载: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曹仲达继承了中原魏晋以来的汉族文化传统,掌握了绣罗人物的技巧,即一种工笔重彩所应用的粗细一致、细劲有力的线条,把这种线条应用来画菩萨与佛像的衣饰,又带着明显的外来文化的色彩。我们可从北朝的石窟造像中看到“曹家样”画法的某些特点:一种宽袍大袖的服饰,“其势稠叠,衣服紧窄”,给人以薄衣贴体的美感,所以有“曹衣出水”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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